首页 > 信息中心 > 行业资讯
点击数：356 添加日期：2009-09-25 09:18:05治理黄河，其功不在禹下
 
    治理黄河历来是治国安邦的大事。新中国成立后，黄河治理开发进入了历史新纪元，饱经沧桑的黄河得到了大规模建设。“黄河是世界上最为复杂难治的河流，60年来，人民治理黄河事业取得了举世瞩目的辉煌成就，为国家经济社会的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水利部黄河水利委员会总工程师薛松贵近日对本报记者说。
　　新中国成立开创治黄新篇章
　　新中国成立之初，生产萎缩、交通梗阻。稳定经济、恢复生产，成为当时的主要任务。1949年9月，黄河下游地区发生的大洪水历时1个多月，花园口洪峰流量达12300立方米/秒，千里堤防全线偎水，渗水、管涌、堤坡塌陷等险情接连发生，虽经几十万军民奋力抢护战胜了洪水，但是堤防普遍薄弱、抗洪能力低的问题也暴露得十分明显。正因如此，1949年11月，即新中国刚刚成立1个月后，中央政府就决定在北京召开各解放区水利联席会议，将水利作为安邦兴国的重中之重，专门研究部署。时任政务院总理周恩来强调，我们是一个农业大国，富国利民，必须兴修水利。我们不能只求治标，一定要治本，为我们自己和子孙打下万年根基，其功不在禹下。
　　经过深入讨论，黄河水利委员会确定1950年治理黄河的方针为：以防比1949年更大的洪水为目标，加强堤坝工程，大力组织防汛，确保大堤，不准溃决；同时，观测工作、水土保持工作及灌溉工作亦应认真地、迅速地进行，收集基本资料，加以研究分析，为从根本上治理黄河创造足够的条件。
　　1952年10月26日~31日，毛泽东主席第一次出京巡视，就安排了视察黄河，先后到山东济南，江苏徐州，河南兰考、开封、郑州、新乡等地进行了视察，并在离开黄河时发出了“要把黄河的事情办好”的伟大号召。后来，毛泽东又多次听取黄河问题的汇报。
　　按照“宽河固堤”防御洪水的方针，从1950年到1957年，国家对黄河下游堤防开展了第一次大修堤。对险工进行了石化改造；涌现出人工锥探灌浆的办法，使黄河大堤堤身内部的隐患大大减少；植树种草、保护堤防的措施也得到了较快发展。通过这一系列措施的实施，黄河下游的河道行洪能力、堤防抗洪能力都有了显著增强。
　　 1952年底，在河南新乡建成人民胜利渠引黄灌区，饱受洪水之害的黄河下游两岸首次开创了引用黄河水灌溉的历史。
　　除害兴利 综合开发
　  1957年~1959年的3年时间内，我国在黄河干流上相继开工修建三门峡、刘家峡、盐锅峡、青铜峡、三盛公、花园口、位山7座枢纽工程。三门峡工程是当时中国修建的规模最大、技术最复杂、机械化水平最高的水利水电工程。工程经历了设计争议、两次改建、三次改变运用方式的曲折复杂过程，取得了正反两方面的丰富经验。
　　 黄土高原水土流失治理，是黄河变害为利的根本所在。新中国成立后，开始有计划的水土保持工作，黄河水利委员会恢复和建立了一批水土保持试验站。各试验站根据各类型区不同的自然和社会经济条件，积极开展科学研究，大力创造推广新经验，为探求黄河治本发挥了重要作用。
　　 这一时期，黄河流域对宁、蒙、汾、渭等一批老灌区进行恢复、整修、配套和扩建，特别是加强了排水系统的建设。同时在一些条件较好的河谷川地修建渠道，发展灌溉。到1957年，全河新增灌溉面积约1000万亩，接近新中国成立前灌溉面积的总和。
　　 20世纪50年代末期，全国范围内“大跃进”的兴起，使黄河治理的指导思想出现了偏差，不切实际地提出了一些规划指标。在黄河下游，不尊重科学，违背平原地区发展水利的客观规律，使沿黄地区农业发展遭受了严重挫折。1962年国务院召开会议，做出停止下游盲目引黄灌溉，破除阻水工程的决定。随着花园口、位山等壅水拦河大坝的破除，加上第二次大修堤的完成，下游河道排洪排沙能力得到了恢复。
　　 20世纪50年代中期到60年代中期，是黄河治理开发迅速发展的重要历史时期。这一时期，在“除害兴利，综合开发”治河思想的引领下，黄河治理开发取得了前所未有的重大成就。
　　文革期间黄河治理受影响
　　“文化大革命”期间，黄河水利委员会下属各级机关几乎同时瘫痪。动乱使治理黄河工作进入一个非常困难的时期，治理黄河方针被诬陷为修正主义治河路线而遭全盘否定，各项治理黄河工作被罗织以种种“罪名”横遭批判。
　 20世纪60年代末到70年代初，黄河下游河道出现了严重的淤积，堤防安全受到严重威胁，国家决定对黄河下游两岸大堤进行第三次大规模修复，第三次大修堤从1974年11月开始。
　　 与此同时，黄土高原水土保持工作也开始恢复。此时召开的黄河中游水土保持工作会议，确定将黄河中游水土流失重点县由原来的100个增加到115个。各地普遍开展了农田水利基本建设，以改土治水为中心，实行山、水、林、田、路综合治理，同时恢复了一批水土保持机构。水坠坝、定向爆破筑坝、机修梯田、飞播造林种草等一批新的水土保持措施进入兴盛阶段。
　　 1975年8月，淮河发生特大洪水，使人们对黄河洪水进行重新审视。同年12月，水电部和河南、山东两省联合向国务院报送了《关于防御黄河下游特大洪水意见的报告》，提出“上拦下排，两岸分滞”的方案。
　　 1976年，在进行了长达9年的精心准备之后，黄河河口实施了第三次人工改道。入海流路由沿用了12年多的钓口河改道清水沟流路，将入海流程缩短了37公里，对于改善河道排洪能力、保护油田生产起到了显著作用。
　　 改革开放推动黄河治理全面发展
　　 1978年2月，黄河水利委员会提出了“除害兴利，变害为利，综合利用黄河水资源为实现四个现代化作贡献”的治黄指导思想。
　　 始于1974年的第三次大修堤，在这一时期得到了突飞猛进地发展。到1985年修堤加高培厚工程全部完成，同时还进行了其他工程的建设，并完善了防汛非工程措施。这对于解决黄河下游防洪问题，增强堤防抗洪能力，完善下游防洪工程体系发挥了重要作用。
　　 1981年3月，沁河杨庄改道工程开工。1982年6月，改道工程主体工程完工。完工后仅两个月，黄河发生了“82?8”大洪水，花园口出现15300立方米/秒的洪峰流量，沁河小董站洪峰流量达到4130立方米/秒。经过军民的团结奋战，战胜了这次大洪水，确保了黄河防洪安全，杨庄改道工程在这次洪水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同时，这次洪水暴露的防洪工程体系的弱点，使人们意识到，要尽快兴建小浪底工程。
　　 兴建小浪底工程逐步提上了国家的议事日程。1983年2月，国家计委和中国农村发展研究中心组织召开小浪底水库论证会。会议对小浪底工程的必要性、可行性进行了深入探讨。1985年10月，经过中美双方的共同努力，完成了小浪底工程轮廓设计，并顺利通过审查。1991年4月9日，全国人大七届四次会议批准小浪底工程正式列入国家“八五”计划。1994年9月12日，小浪底水利枢纽主体工程开工，终于从蓝图走向实施。
　　 2001年12月27日，小浪底水利枢纽工程最后一台机组开始发电，６台发电机组全部具备运行条件。这标志着小浪底水利枢纽主体工程全部完工，开始全面发挥巨大的综合效益。随着小浪底工程建成投入运用，黄河下游防洪工程体系基本形成。
　“拯救母亲河”
　 20世纪90年代，黄河已呈现年年断流的局面，而且断流的时间一年比一年提前，每年断流的天数也在持续增加。日趋严重的黄河断流，给黄河防洪、下游沿岸的经济社会发展以及生态环境带来了巨大威胁。于是，一场“拯救母亲河”的行动，在海内外迅速开展起来。
　　 “黄河水资源利用率已经超载，开发利用率达到70%左右。但黄河所产生的能源和工业效益，占了全国相当大的比重，工业农业用水也都处于增长期，但黄河每年水量并没有增加，未来用水矛盾仍很突出。干流上水量减少，对河道冲淤、维护沿河生态和防洪等，都是很大威胁。”一位水利专家建议，从节约使用黄河水上，提高管理是非常必要的。他提出，水权管理一定要细分到沿线各市，对地下水的使用也要集约管理。此外，国家是否应该考虑按黄河目前的承载能力，对黄河沿线，特别是西北地区上工型工业项目进行一定控制，比如一些煤化工等耗水项目。“如果这些问题在黄河治理上没有好的统筹，黄河的问题还是让人担忧的。”该专家对本报记者表示。
　　 2004年1月，黄河水利委员会提出了“维持黄河健康生命”的治河新理念。这是黄河治理开发与管理长期研究与实践的结晶。这一治河新理念的基本理论框架是：将“维持黄河健康生命”作为黄河治理开发与管理的终极目标。这一治河理念是科学发展观和水利部治水新思路在治黄工作中的具体体现，是黄河治理思想上的一次重大创新。
　　 2008年，黄河水利委员会提出了“四个重点转向”，即把黄河洪水泥沙管理的重点转向塑造协调的水沙关系，把水资源管理与调度的重点转向实现黄河功能性不断流，把水资源保护的重点转向提高监督管理水平和增强应急处理能力，把黄河上中游地区水土保持的重点转向粗泥沙集中来源区治理。
　　 薛松贵告诉记者，今后一个时期，黄河治理要在“维持黄河健康生命”理念指导下，把“增水、减沙，调水调沙”作为治理黄河的根本有效途径。